编者按:本专题对话时间为2019年11月28日下午3点半-5点。五位对话人从旅游本质上是一个身心愉悦的事、是幸福产业出发,探讨旅游学术研究中研究选题的意义、学术研究的伦理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等问题,比较一致的共识包括: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的构建,需要有系统的培养教育、明确的惩戒制度、规范的学术审核制度、规范化的过程控制和处理机制、科学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同时,就如何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使用上推动和提升旅游研究领域高水平成果的问题,五位对话人也谈了个人的看法。

宋瑞:我们现在讨论学术伦理和学术研究中的道德选择问题,有哪位老师可以先表达自己的观点呢?

池更清:我们可以先从research topic(研究选题)角度来讨论。最近遇到一个比较独特的case,像suicide tourism(自杀旅游或死亡旅游)这个选题是否适合我们旅游学者去研究? 该怎么去研究? 自杀旅游是指到某些允许安乐死的国家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很多国家法律是不允许安乐死的,而一些国家批准了安乐死的合法性,比如瑞士、加拿大。有些病重或者有死亡意愿的人就会去这些国家。但是这能否算是旅游呢? 旅游通常指休闲,但是当一个人去一个目的地选择死亡的时候能不能算旅游呢?

宋瑞: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特例,不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旅游本质上是一件身心愉悦的事儿,也是幸福产业。所以,研究者在研究选题上恐怕要有意识地取舍,个人好奇心和研究兴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因素。

池更清:对,我们做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研究带来的意义,包括理论意义(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及其实际意义(practical implications)。实际意义就是指我们的研究能给业界及其社会带来什么贡献(contribution)。科研的初衷自然是希望对大家都有益,那么像自杀旅游这种有争议性的研究选题,能给业界和社会带来什么积极意义呢?

邱汉琴:这个话题可以考虑从国际和国内不同视角来看待,从国际上来说,比如从医学角度怎么样分析这个话题;从宗教信仰角度来看,一些基督教徒认为死亡就是上天堂,这也是一种吻合。但在国内,旅游被认为是人民的幸福产业,这种情况下说自杀旅游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这也是一个事实。

徐红罡:如果从预防自杀这个角度,也许可以研究这个话题。例如,有些有符号意义的景观,会成为一些游客选择自杀的地点。如果改变这个地方的景观符号,可以减少自杀事件。

池更清:在西方,“安乐死”是一个很敏感和极富争议的话题。有些人认为“安乐死”是一项基本人权,而有些人则认为其有悖伦理道德,尤其在信仰救赎和生命神圣的基督教国家。

邱汉琴:有一部LoveStory的电影,故事发生在瑞士,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因为滑雪受伤而全身瘫痪,非常痛苦,他的女朋友尝试鼓励他战胜心理上、肉体上的痛苦生存下去。但是在瑞士这样一个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他签署一份生存6个月的安乐死的协议,这个在瑞士是可以接受的。

宋瑞:在研究选题上既要有宽容度,也要有一定的敏感性和意识性。第二个问题是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哪些学术伦理要求。我有个突出的感受是,我们从研究生教育开始直到科研职业发展,这方面的教育和制度约束相对还比较缺乏。我是访学期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我们完全遵循自己内心的规则,忠实于研究,从来不会抄袭、剽窃等等,但是在这方面没有系统地培养教育和明确的惩戒制度。我访学时仔细研究了那个学校的学术道德手册,对各种学术不规范都有详细规定,每一类里面具体表现是什么,相应的惩戒措施是什么,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则。好像国内研究生阶段这些教育是空白的,至少我的教育经历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门教育。

邱汉琴:是的,我在南开大学也做过几次这样的报告,其实不只是研究生教育,乃至中小学生都需要基础教育如礼貌用语、行为举止等等,这些都是学校规范性的基础教育。我曾经工作的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就有这门学科,有一本学术规范手册,有些学校还要求修学分。比如学生出去调研之前要先在网络上采用学校的规范信件告知对方,介绍自己调研的地点、原因、价值等。我曾经的一个博士生需要到澳大利亚一个酒庄调研,但是通知的信件晚到了1、2天,学生却在巴士停靠站先做起了调研,结果对方就发邮件投诉这个学生。我仔细核对了这些表格,发现表格里详细列出了调研时间、地点等等,后来我们就把表格里的时段信息标签剔除了。这个问题是可大可小的,追究下去学生的学术论文是有问题的,需要严格按照规范,差一天都是不规范的。因此,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乎教育本身、课程体系、制度管理、学生执行过程追踪等。我最近在和澳大利亚学者合作一篇文章,澳大利亚就要求非常详细地填写相关信息。所以,我们需要去加强这些规范教育。

宋瑞:研究机构现在有这些学术规范审核,不知学校是否也有这些审核制度。

池更清:在美国启动研究前都需要经过IRB(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就是在做研究之前要提交审查材料,经过IRB 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开始研究。IRB是在二战之后逐渐由西方(特别是美国)开始被制度化的科研审核机制,是为了确保有责任地做科研的一种预防监督机制。美国的IRB 审查程序包括培训认证,审查材料准备、提交及修改,结果公布和后期监管等阶段。研究者要先经过研究伦理的培训,取得相关证书之后才能提交IRB 审核材料。审核要点包括研究人员资质与研究设施、研究设计与方法使用、招募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匿名性(anonymity)与数据保密性(confidentiality)、研究对象及社区潜在风险与回报预估等等。

谷慧敏:伦理问题在国内已经开始受到重视,前段时间出了很多学术道德方面的问题,使这一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尽管在制度建设和管理实践上正在逐步往前推进,但还没有达到像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这样完整和严谨的程度。关于科研伦理,我想谈两点:一是伦理涉及的价值观导向,包括所做的研究是否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和危害,是否属于过于敏感的话题,该研究是否带来外交或者政治上的风险,引起巨大的社会冲突。举个例子,旅游学术刊物Tourism Management上曾经发表过有国内学者参加的涉及中国台湾问题的文章。文章把中国和台湾当成两个国家比较,这在国内非常敏感,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国内年轻学者一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这样的错误对学者而言是致命的。二是衡量伦理的技术性问题。目前国内做得比较成熟的是论文查重,出现了很多查重软件。但是在管理上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查重软件主要是进行语句重复比对,有些人采用人为改变句子结构,尽管在查重软件上可以通过重复率检测,但是内容没有变,仍然属于抄袭。

池更清:美国IRB并不仅仅是跟科学研究本身的技术层面有关,也涵盖监督剽窃等基本学术道德的作用。

宋瑞:国内现在学术伦理仅限于对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负责,可能涉及对研究对象和利益相关者负责,但对他们的隐私负责的还比较少。

池更清:IRB 审查制度运行的前提预设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及其信息不平衡。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知识存在不平等,研究者可能在研究过程及结果呈现中直接或间接地伤害研究对象。因此,该制度的原则是为了保护研究对象和所有参与者的权利免受侵犯。同时,确保研究项目拥有足够的科学性以创造出有价值的知识。具体来说,IRB 审查制度是维持伤害风险和利益之间的平衡,即要求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阐明风险与利益的比例关系,并拟定出趋向于“伤害风险最小化”的研究方案,以确保最大限度平衡不同利益方以及社会的短期/长期利益。

谷慧敏:国内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高度,但在科研伦理管理上存在学科差异,如心理学等学科相对比较先进,要报告研究是否会对研究对象造成生理或心理伤害,主要的学术刊物上要标明研究中无利益冲突,且符合伦理要求。

徐红罡:国内也在强调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开始教育同学们,在开展研究时要明确告知被访谈者,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目的等等。不过这是一个过程。

池更清:国外其实最早是从医学开始的,后来扩展到所有的社会科学。美国IRB 的初衷是针对有人(human subjects)参与的科学试验进行的伦理审核,由于研究对象为人,为了不让他们在研究或实验中受伤害,保护他们的权益和福利,所以需要对研究进行审核。

谷慧敏:目前好的研究型大学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力倡导学术诚信,由科研处制订相关政策。在我们学院,也开展多种培训引导老师做研究的时候熟悉国际通行伦理要求,有意识地按照国际先进方法来开展研究,对问卷调查或实验中的问题题项、抽样方式、数据收集过程等方面加以严格规范。学院的学术伦理手册也在进一步完善之中。在这里分享一个个人经历。我在向一份国际期刊投稿过程中,进行过三轮修改。在第二次修改时一位审稿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仅仅靠原有作者难以解决,因此我们在修改过程中加入了一位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并作为共同作者进行提交。之后收到该期刊编辑部来信,要求我们提供一封证明信,说明增加作者的原因、新加作者在研究中的贡献,且需要原来几位作者全部签名认可。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作者署名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现在国内一些期刊或多或少存在作者乱挂名的现象,国内在这一环节上可以更加严谨。

宋瑞:首先,现在对学术不端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这其实相当于学术界的法律,是必须遵守的,但现在往往作为一个建议、倡议,是倡导性的,其实应该是强制性的。其次,学术不端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比如剽窃、抄袭、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乱挂名,大家对这些的容忍度很低,但是对其他一些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好像比较高,比如说完全没有贡献的作者挂名,尤其是上下级或者师生之间,这也是学术不端,但是这方面还没有特别认真对待。

邱汉琴:现在是问题出现之后要求规范大家的行为,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教育问题,尤其是本科阶段应该开设相关课程,如香港理工大学、英国的一些大学就有相关课程。南开大学就计划把学术伦理作为一年级学生的一门课程,设置相应的学分。

徐红罡:我们学校在大学和研究生课程中增加了学术伦理的课程,必修的。

池更清:应该是所有相关人员,如教授也应该接受这一学习。不过我觉得还有学术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光上一门课也解决不了问题。

邱汉琴:从制度上,从教育的角度上把一切问题规范在萌芽之中可能会更有意义。

池更清:现在学术界也很重视self-plagiarism(自我抄袭)和salami-slicing(切香肠发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同时出现。自我抄袭就是把一篇长文章拆散,这里指作者重复使用本人实质性的研究内容去发表多篇文章而不注明,也被称为duplicate publication(重复出版)。切香肠发表就是从单一研究收集的数据中得出多篇文章的出版。例如,作者将同一个研究项目收集的数据,切割成多个部分发表在多篇论文中。当多篇论文大量涉及相同的人群、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就形成了一组香肠论文。有些论文被撤销就是因为self-plagiarism 和salami-slicing。当然,评判salami-slicing比较困难且复杂,要评估新的论文是否包含足够的新数据、知识或见解,评估一篇论文的内容是否比两篇论文更连贯和丰富。因此期刊自身的审核机制也很难识别。但是,并不是把试验数据分隔发表多篇论文就一定是香肠论文,对于一些阶段性研究、研究周期长、研究数据大等情况,研究者有充足的理由利用多篇论文来阐述和更新自己的研究。前提是每一篇论文都要有特定、独特且重要的研究问题。同时,作者要在投稿前告知期刊编辑可能与其他论文所重复的信息并做一些合理的阐释。

宋瑞:就像开车要考驾照一样,学术研究也需要相应的学术基本规范。需要专门的学术道德和伦理审查审核机构去处理学术不端行为。问题解决以后对整个研究队伍会产生比较好的警示和引导作用。

谷慧敏:现在越来越重视学术诚信的问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学术委员会下有学术道德委员会,一旦出现任何跟道德和诚信有关的问题要由该委员会开会讨论来做出决定。如果涉及的问题过于专业,则会外请专家共同审核。刚才您讲到管理机构,现在好的大学应该都有,关键是这个机构如何发挥作用,能否真正起到作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在没有完全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会诚信体系时,出现学术诚信问题也很正常。导致学术诚信问题频发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对失信行为的惩戒成本太低,尤其是学术不端。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目前很多惩戒代价几乎难以起到警示作用,没有对教师产生足够的威慑。二是中国的人情社会特征。学术圈相对是个狭小的范围,属于熟人圈子,即使有学术委员会,碰到特定案例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情因素使得道德委员会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需要探讨在目前社会文化背景下建立更好的机制降低人情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宋瑞:目前处理学术不端也有极端化的倾向,比如一旦有人举报就会开除相应职位。

邱汉琴:我觉得防范问题的出现更加重要。

宋瑞:现在过程控制和处理机制是欠缺的,有人举报或者偶然事件暴露之后才去解决。

邱汉琴:南开大学这方面也在逐步规范化,比如说本科体系下有本科学术管理委员会,研究生有研究生学术管理委员会,答辩之前还要论文查重,防范高于一切,不能等出现问题再解决,一方面需要自我管理,另一方面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如我们学院今年有40多名学生毕业,学生论文就要抽查,抽查是否符合学校规范。去年有个学生论文重复率很高,就没有论文答辩。要从管理上、教育上一步步完善,从制度上、教育上、防范监管上三管齐下的话,情况就会有所改善。目前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制度上要完善,制度完善了才可以防患未然。

刚才谈到了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如果出了事就要第三方化。我处理过很多这种案例,如学生考试偷看,自己的学生老师不能自己评判,要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给一个双方解释的机会,当事人和学生老师都必须避嫌,由有相关专业且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员成立独立的委员会去处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学校还是学院都要有相应的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机制,防范一些问题的出现。

池更清:美国是个诚信社会,任何时候恪守诚信都是基本要求。对于学术诚信(academic integrity),美国各大高校更是高度重视。美国大学都制订有学生学术诚信条例。条例对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学术不诚实行为,从定义、表现形式到处罚规则和申辩程序,都做了详尽的规定。条例还规定了论文引用文献资源时所应遵循的规范。学术诚信条例印制在新生手册中,人手一册。许多大学还建立了荣誉守则(honor code)制度,要求新生入学时在荣誉守则上签名,做出学术诚实的保证。学校有独立的学生行为委员会(Student Conduct Board)调查及处理违反学术诚信行为。学校还会提供给教授学术诚信手册或指南(faculty manual),或对新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指导教授如何应对学生的学术违规行为。美国教授在自己的教学大纲里也会特意强调学术诚信条例。现在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到海外读书,其中有些学生不了解或没有重视这个问题,造成严重后果并让一些美国教授对中国学生这个群体产生偏见。

邱汉琴:需要规范管理体系,出了问题要及时处理,发生错误必须承认;不处理,问题是会发酵的。

谷慧敏:我补充一点,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学术不端的行为,根源是什么?我认为与整个社会存在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有关,现在各种各样的排名满天飞,双一流、双万以及各种人才称号等都设立了细化的功利性指标,这些左右着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老师和学生的评价。在这种导向下,往往会使得少数老师和学生为个人利益去走捷径,进而触碰道德底线,因此需要反思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否会真正带来有价值的原创性的学术,而不是出现很多短平快甚至弄虚作假的成果。例如国内很多大学要求博士生、甚至硕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这样可能会引发个别学生的失德行为。

池更清:美国大学没有规定论文发表篇数,但是你没有论文的话很难找到教职,尤其是tenure track(常任轨)的教职。

谷慧敏:至少不会影响正常毕业,但是在国内如果不发表论文的话,学位都拿不到。我们读书的时候硕士必须发一篇核心期刊,博士要发两篇才可以毕业。我不反对研究生要发论文,而是说从制度上安排必须发论文是否会导致低质量和水刊的泛滥,甚至是学术发表成为巨大的利益链。

邱汉琴:现在南开大学不允许招收在职博士,必须要全职,而且要求最少4年才能毕业。

宋瑞:学术伦理道德是底线,要求不能抄袭、不能剽窃。此外,还有一些不良倾向,比如学术GDP 的追求,是以数量来确定的,这也不利于更高的学术追求。是啊,比如说权威期刊多少分、核心期刊多少分、一般期刊多少分,这些作为一般性要求是可以的,但是无法靠这些培养出真正有学术理想的人。

池更清:在社会科学领域发表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需要时间。酝酿研究选题以及研究设计需要时间,收集数据需要时间,写作修改需要时间,向期刊投稿后几轮修改重投(revise & resubmit)需要时间,起码要1～2年才能发表一篇论文,好的期刊需要2～3年,甚至3～4年。所以硬性要求论文数量可能就会影响论文质量,也可能会导致学术不端现象的出现。

谷慧敏:学术不端这个问题一时很难解决,因为现有体制机制下有巨大的现实需求。现在存在学术产业化,一些企业和个人专门代发论文牟利,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如果管理不严格,很难衡量论文是本人所写还是找人代写,在职博士请人代上课或代写论文情况时有发生。

池更清:现在就出现了所谓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这些期刊对作者收取高额的版面费,略过专业的学术编辑和公正的同行评审机制,以花钱就能快速发表的特点吸引有发表论文压力的学者在这些期刊上出版成果。这些期刊的目的不是为了推进学术研究,而只是为了营利。

谷慧敏:也有明码标价的,不同级别刊物的价位不同。

池更清:Beall’s List是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员Jeffrey Beall教授从2012年开始不定期更新的掠夺性出版物的黑名单,列出掠夺性出版物分类的准则,并且列出符合该准则的出版商及独立期刊。但是他自2017年1月起因为种种争议、质疑及压力,已不再发布Beall's List。不过后继有人,现在有其他机构建立的掠夺性期刊名单网站。

谷慧敏:刊物的质量很重要。现在很多水刊一期有好几百页,一期下来收入几千上万甚至十万以上版面费,这样催生出很多学术商业化的行为。

宋瑞:学术评价这件事,对于研究机构也是挺困难的。比如我们有几十个不同的研究所,每个所里面有很多不同专业和研究方向,不同专业之间对具体的研究内容并不会特别了解,而评价制度则要用统一的尺子衡量,可能会带来一些偏差。

邱汉琴:南开大学每个学科要提交自身学科的杂志目录,每年都要更新目录,这样一定程度上就规范了评价体系,第一类和第二类是认可的,这个就逐渐规范化了。有个叫sustainability的期刊就是收钱的。

池更清: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统计数据,挺多中国学者在Sustainability期刊上发表论文。据说这个期刊发表速度快,又是SSCI期刊。非英语国家大家比较崇尚SCI和SSCI期刊,在英语国家更多的是每个领域大家大致有consensus(共识)哪些是高质量的期刊,不过这些高质量期刊也基本上都是SCI和SSCI期刊。

谷慧敏:因为没有一个公认的评价体系,不知道哪个期刊好哪个不好。由于高校的行政化现象,一些管理部门往往采取简单看影响因子的办法来管理,这样就催生了对SCI,SSCI的迷信。

邱汉琴:不过global(全球范围内)还是会根据期刊impact(影响因子)来排名。

宋瑞:影响因子实际上也是商业化运作的机构评出来的。评估机构是企业的,是商业的,但是被评估的对象是非商业的。

邱汉琴:评估机构是商业的,也是一种运作模式,因为毕竟要用公司的模式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还是以SSCI作为其中一种评估方式。

池更清:有了SSCI和impact factor (影响因子),我觉得对我们旅游酒店管理这个新兴学科来说是有益的,因为现在可以用客观数字来和其他历史悠久的主流学科做比较。作为新兴及弱势学科,旅游酒店管理相对不受重视,在国内国外皆如此。在国内是二级学科,在国外我们在商学院被视为stepchild(继子),大家对我们学科长期以来有偏见。但是现在有了影响因子,我们可以用数字来说话。譬如像我们旅游学的顶级期刊TourismManagement(TM),它的影响因子近几年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主流学科marketing的顶级期刊,和management的顶级期刊也不相上下。我们发表的论文有人引用,就说明论文是有价值的,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我觉得影响因子对我们学科的发展是会有促进作用的。

另外现在有了Google Scholar(谷歌学术)之后,一切都变得非常方便及透明。美国很多大学现在都要求教授们设置一个谷歌个人学术档案(Google Scholar Citations),里面汇集所有你发表的论文以及论文被引用次数和你的h-index (H 指数)等信息。谷歌的这个免费服务帮助学者汇集个人的学术产出,提高能见度和知名度,所以现在很多国家的学者都有自己的谷歌个人学术档案。你可以非常容易就搜索到某个学者至今发表了哪些论文,最近在做哪方面研究,论文引用率是多少,高引用指标是多少。美国现在不论找工作或评职称(尤其是评正教授),大家都会参考谷歌个人学术档案。那么作为弱势学科的学者,以前或许被另眼看待,但是现在你有高论文引用率,大家就会比较认可你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力。

谷慧敏:目前在国内许多大学的商学院老师,如果没有本学科顶级期刊文章发表,是没有任何学术地位的。

池更清:美国的商学院崇尚UT-Dallas journal list,这是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管理学院创建的一个数据库,用于跟踪顶级商业期刊上的论文,还根据过去五年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对北美和全球商学院进行排名。但是因为UT-Dallas journal list太有限,才包括24种期刊,像我们学科的期刊根本就不在UT-Dallas journal list里,所以很多商学院还有自己的扩展的journal list,只有在这个list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才得到认可。譬如我们系就有自己的酒店旅游专业的journal list,但是很有限,A 级期刊才两份,AnnalsofTourismResearch(ATR)和InternationalJournalofHospitality Management(IJHM),因为是很多年前确定的list,像TourismManagement(TM)现在影响因子这么高在我们系才算A-级。

谷慧敏:现在TM在国内,像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都放到了A+了。

池更清:TM应该是要提到A 或A+的。所以有了影响因子做参考,我们旅游酒店学科的期刊地位会越来越高。

宋瑞:刚才大家谈了研究选题和所发表论文的一些学术伦理。现在是不是可以谈一下研究过程中的学术伦理问题。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存在数据造假等等问题,那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也同样存在调查问卷和数据等造假的现象呢?

谷慧敏:问卷本身可能不存在造假,就是统计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造假,有些硕士生、博士生为了得到理想的数据结果,不是去仔细分析原因寻找答案,而是简单删减甚至自编或篡改数据,使得模型假设成立,这个现象很普遍。

徐红罡:问卷收集过程也会有造假。

宋瑞:怎么去核实是否数据造假呢?

谷慧敏:很多期刊要求提供原始的调查数据。

池更清:是的,一些期刊要求提供原始数据,除了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使得学者不敢数据造假,也是为了方便审稿人检查作者是否在统计和分析数据过程中出现错误。有时审稿人会觉得数据分析结果太完美了或者觉得分析结果不对,想要看原始数据。

这里我要提到期刊方面的一个问题,属于publication bias (出版偏见)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是大多数期刊倾向出版有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统计显著性)结果的论文,而剔除统计结果不显著的论文,这样造成研究者尽量想要挤出显著结果,有时甚至不惜数据造假。当期刊只发表显著结果,不发表不显著结果,就变成cherry-picking (摘樱桃),会造成过度肯定显著研究结果,常会导致错误的统计推论。所以期刊应该发表一些虽无显著结果但是高质量的论文,这样才能避免扭曲科学的真实观点,避免其他研究者重复执行失败研究而浪费资源。

宋瑞:学术期刊有没有可能不仅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数据,而且可供读者查阅数据呢?

池更清: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如果作者愿意与其他人共享研究数据,很多期刊会提供分享的渠道。研究数据开放共享能够完善科研的检验和重复机制,进而减少学术不端行为,还可以利用现有数据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展开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探索。为了有效促进研究数据开放共享,科研界逐渐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数据权益贡献体系,其中research data repositories(研究数据知识库)就是用来储存、发布、传播和引用研究数据一个重要渠道。譬如Elsevier 出版社在2015年推出Mendeley Data数据库让研究者能够上传分享研究数据。

宋瑞:由于宏观数据存在年份不连贯、太粗糙等问题,很多博士生越来越多地使用问卷调查等获取数据。这种方式有时表面上看起来很科学,但其实存在很大的样本偏差问题,因为在做数据调研时往往是方便取样。

池更清:问卷调查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受青睐,因为可以收集到tailor-made(量身裁制)的第一手数据,但是很多时候回收率低,或者数据质量不好。在美国还有另一个挑战,就是绝大多数公司不允许外部人员对他们的员工或顾客进行问卷调查。所以近年兴起使用Amazon M-Turk众包平台来做问卷调查。研究者只需要把调研的问卷题项和样本要求提交给M-Turk,M-Turk会去完成数据搜集工作,把调研的数据结果反馈给学者。

谷慧敏:数据公司开始介入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国内有类似的公司,如零点调查、央视财经等也开始做类似的调研。这些公司有很强大的数据库,研究者需要付费才能去使用这些数据。

池更清:现在营销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趋势是mixed methods research (混合方法研究),将定性与定量两大主要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帮助研究者获取一个更具有综合性的视角以及最大化实现研究目的。这样的话,一项研究就会有不同数据来源,使用不同数据搜集方法,比如访谈数据、观察数据、实验数据、问卷调查等,这样可以避免单一数据来源的缺陷,研究过程更加严谨,结果也更具有可靠性(reliability)和有效性(validity)。

谷慧敏:基本上高质量的Marketing领域的刊物倾向于拒绝单一数据来源的文章,如采用问卷数据的论文要求有三方验证,这意味着对研究方法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严谨的验证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池更清:TM期刊从2018年起也开始拒绝单一数据来源研究,拒绝cross-sectional study (横断面研究),即在同一个时间调查受试者的心理或行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研究领域的一种推动和提升,我是挺赞同这种做法的。

谷慧敏:这给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单一数据来源的研究难以达到高水平期刊的质量要求。

池更清:现在像marketing/management顶级期刊可能要6～7个不同的study证明不同的假设,我们领域可能做3～4 个就够了。我自己最近和博士生的两个研究项目都各自做了五个study来验证。

谷慧敏:现在社会学领域低于三个研究(study)的论文都是不够的,一个试验做完了以后还要通过另外的两个实验再做验证。不能把因和果都在同一个问卷中报告,因为因果之间本来有时间过程,因在前果在后,同一个问卷搜了因也搜了果,怎么证明这个因带来这个果呢? 我觉得研究方法的运用有一个慢慢完善的过程,旅游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也在不停地进步。

现在国内营销学或管理学的年会上报告的论文,对定量或者是定性的方法要求非常严格,新一代的年轻博士基本上在方法上接受了好的训练。

徐红罡:我觉得好的研究,还是长期跟踪的研究。

宋瑞:我一直不太了解管理学的经典方法是什么,因为管理学范围太宽了,比如说企业管理学,或者是酒店管理学。

谷慧敏:目前旅游管理中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如问卷调查,以及定性研究如案例研究等,重点围绕OB 和战略管理两大领域,基于营销的研究中以CB为主。

宋瑞:营销领域和消费者行为领域的定量研究相对比较成熟。

谷慧敏:营销研究论文目前很少采用定性方法,基本是实验加访谈。管理学中的案例研究通常是单案例或多案例研究,也不仅仅像过去进行简单描述分析,也是混合使用其他定量的分析方法,如一个案例的多种数据来源的分析,包括对数据编码、概念化,最后再进行理论抽象,过程较为严谨。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基业教授团队、南开大学的许辉教授团队、浙大的魏江教授团队,这样三到四个学派的人在做管理学研究。应该有不到10年的时间相对来说就将跟美国比较接近了。还有就是大数据了,工科背景的学者研究得比较多,这一方面我不太懂。

宋瑞:我看到《管理世界》期刊上发表的旅游类文章,我觉得写得比较好的就是秦宇他们的文章,方法上很规范,但是不太清楚管理学研究旅游企业的学者用什么规范的方式研究。

谷慧敏:秦宇教授对这一块研究比较深入。

池更清:他是怎么做的?

谷慧敏:美国学者Eisenhardt的论文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优秀案例研究论文,主要基于扎根理论,秦宇是沿袭这一研究范式,开展多案例或比较案例研究,按照采集数据-编码-概念化,最后总结模型和再验证。但是验证的方式不是用定量的方法,而是用大量访谈资料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对于中国学者发表英文论文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涉及语言,对语言的要求比较高,定量研究是把数据结果计算和报告出来,对语言要求相对较低。而定性研究中很多纯中国情景化的表达,西方人有时难以理解。

池更清:做定性研究是我们的缺陷,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

谷慧敏:这个是天然的缺陷,但是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可以采取与国际学者合作的方式。这里非常强调的是合作研究者对中国国情要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是个中国通,否则还是没有办法沟通理解。目前国内几个管理学主流期刊,如《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等,质性研究的论文也越来越多。

另外美国管理学的期刊中的文章主要是偏企业的研究,对于理论建构的文章也很重视,像AMJ十分强调理论建构。

池更清:对,管理学和市场学的有些期刊比较重视理论建构(theory development),不怎么重视实用意义 (practical implications)。就是把理论提出来,然后由其他学者去验证这个理论。

谷慧敏:能够在AMJ上发表文章是很多管理学者的梦想。

池更清:像市场学领域的顶级期刊JournalofMarketingManagement(JMR)就更注重理论建构的文章,但是影响影子没有JournalofMarketing(JM)高,因为大家有时看不懂JMR期刊上的文章,或者说JMR实用性没有JM强,有点曲高和寡的意思。

谷慧敏:这两年中国大陆对方法论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很多,不仅重视研究topic(话题)的适用性,也非常重视方法的严谨性。

池更清:是啊,比如自从experimental study(实验研究)近年流行之后,中国很快就有越来越多这方面的workshop、讲座、各种培训。我认为这种现象很好,紧跟研究潮流,说明大家很重视这个事情。就是不知道这种培训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是不是这个学校组织一个,其他学校又组织一个,会不会有知识重复,或者知识碎片化呢?

谷慧敏:这个不好一概而论,总而言之对研究方法是越来越重视。从目前旅游学发表的文章来看,国内的学者跟国外的学者在方法论上没有差距,包括研究的议题本身也没有太大区别,基本同步。总体上国内这几年进步很快。

池更清:因为大家都很重视学术研究。

谷慧敏:还有因为中国开设旅游专业的高校多,教师规模大,学术队伍群体大,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也多。比如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和南开大学目前一年发表10到20篇的SSCI文章,二外也有较多的发表数量,因为学科评估和学校都很重视。

池更清:所以有时候还挺羡慕中国高校对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从丰厚的研究基金到各种研究奖励制度。在美国的高校,我们学科基本上拿不到研究基金,教授发表论文是没有任何物质奖励的,完全是个人兴趣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

宋瑞:美国高校没有双一流建设的压力。

谷慧敏:这也可能是由于位置和角色不同造成的,领先者和追赶者的心态差距造就了战略和措施的差异,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都在以国际一流为标杆快速追赶,争创一流,这样必然会有各种激励措施,这是一柄双刃剑,好的一面是可以快速出成果,但是负面效应也会出现,如学术投机主义等。

编者按:本专题对话时间为2019年11月28日下午3点半-5点。五位对话人从旅游本质上是一个身心愉悦的事、是幸福产业出发,探讨旅游学术研究中研究选题的意义、学术研究的伦理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等问题,比较一致的共识包括: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的构建,需要有系统的培养教育、明确的惩戒制度、规范的学术审核制度、规范化的过程控制和处理机制、科学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同时,就如何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使用上推动和提升旅游研究领域高水平成果的问题,五位对话人也谈了个人的看法。

文章来源：旅游学刊 网址: http://ly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1248.shtml

上一篇： 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研究 ——基于旅游
下一篇： 中医学论文_2021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发布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办三期刊名次靠前，并再次进入Q1区名单